为什么跨境电商最终都会“出走”？一个可以长期维持、却难以突破的制度均衡 ——增值税、就业与人民币汇率的共同约束
为什么跨境电商最终都会“出走”？一个可以长期维持、却难以突破的制度均衡
——增值税、就业与人民币汇率的共同约束
引言
很多人把跨境电商的“出走”，理解为企业逐利、资本无情，或者简单归因于某几条政策、某一轮监管加强。这类解释往往停留在情绪层面：要么指责企业不爱国，要么抱怨制度不友好。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事实——几乎所有在中国成长起来的跨境电商，只要规模真正做大，最终都会把核心环节外移。这并不是偶然，也不是某一代创业者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可以长期维持、却难以突破的制度均衡。
中国并非不适合发展跨境电商。恰恰相反，中国在制造能力、供应链完整度、劳动力组织能力上的优势，是跨境电商能够起步并迅速做大的基础。如果没有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密集的中小工厂、以及极强的成本压缩能力，所谓的“跨境模式”根本无从谈起。问题在于：为什么一旦做到一定规模，就会触碰到制度天花板？
制度约束一｜增值税
增值税制度是跨境电商面临的第一个主要制度约束，也是直接影响企业运营成本的因素。中国的增值税制度实际上锁定了国内企业的发展上限。任何外贸企业一旦做大，在现行增值税体制下，业务要出海、总部搬到新加坡几乎是必然选择。否则，跨境电商的外贸将面临巨大税务压力。虽然香港也可作为境外注册地，但在现行制度下香港并不是最优方案。很多企业尝试的“塞维模式”（即国内企业通过香港子公司或境外账户收款，再通过内部结算向国内分销或投资）看似可以减轻国内税务压力，但风险并不在增值税本身。增值税对出口退税机制可以覆盖高价或低价销售，塞维模式下销售依然可以获得退税。真正的问题在于，税务可能认定企业未结汇的资金属于内地企业盈利，从而引发现金流或汇率风险。也就是说，即便塞维模式在增值税上可行，跨境资金和税务认定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最终更倾向于将总部设在如新加坡等可自由操作的境外体系，以保证整体运营的安全和灵活性。
具体计算案例： 假设企业国内成本 10 元人民币，国外售价 10 美元（汇率 7），在税务看来，你的增值部分是 60 元人民币。按 13% 的增值税率，你必须缴纳 7.8 元增值税，这与企业是否盈利无关。
这里的重点是：增值税针对的是毛利，也就是销售收入扣除原料成本的部分，而不是纯利润。因此，即便企业在海外支出广告费、达人佣金、服务费等支出，这些即便能取得发票，也只能部分抵扣（如服务费发票通常是 6%），无法完全抵扣 13% 的增值部分。换句话说，增值税压力与企业盈利水平无直接关系，而是与每一笔毛利相关。企业如果将运营主体设在境外，境外的增值部分就无需担心中国的增值税风险了。
在会计和财务术语里，这里讲的成本通常叫 “直接成本” 或 “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主要包括：
- 原材料成本（原料、配件、包装等）
- 直接人工成本（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工资）
- 生产制造相关的直接支出（如生产用电、车间折旧等）
注意：广告费、营销费用、达人佣金、物流、管理费用等都不算在“毛利计算的直接成本”里，它们属于期间费用/间接成本，因此不影响增值税的“增值”计算。增值税关注的是毛利部分，也就是销售收入减去直接成本的差额。
返点模式： 为了应对增值税压力，很多厂家会采用高价卖给经销商 + 事后返点的模式：厂家以高价卖给经销商，事后根据销量或利润返还部分差额（返点）。这样做的好处是，经销商毛利被压缩，增值税计入的“增值部分”减少，从而降低整体增值税压力。厂家可以利用上游发票进行抵扣，但由于增值税计税依据是毛利，而非纯利，广告费、营销费、达人佣金等支出仍然难以完全抵扣，企业在国内运营仍面临明显的制度成本压力，尤其是当企业规模扩大、SKU 增多时，增值税摩擦仍不可避免。
国家与地方的税务权力：中国只有国家税务局拥有最终解释权，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灵活性。地方争取增值税优惠、减轻负担的空间很小，企业若希望规避税务摩擦，最终仍需依赖制度之外的出海策略。
返点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增值税压力，但无法让企业在国内实现最优价值链和全球运营自由度。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跨境电商，理性的选择仍是将总部或关键环节迁往海外，尤其是新加坡等税务友好型地区。境外总部不仅可以处理增值部分的业务，还可以在汇率、资金流动和整体运营成本上获得更大自由度。
制度约束二｜就业与社会稳定
为了保障大量岗位，中国必须维持制造业优势，避免世界工厂体系流失。如果世界工厂体系消失，中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社会稳定风险。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保持制造业优势和就业稳定。
如果世界工厂体系在中国消失，中国政府将面临巨大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尽可能维持世界工厂的优势。这直接影响工资水平：工资不能继续实质性增长，同时人民币汇率也不能大幅升值，因为升值会削弱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历史经验和其他地区的情况，可以作出一些合理推测：
- 台湾：过去几十年，部分制造业外流导致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停滞。名义工资长期不涨，博士毕业生也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社会分化和年轻人压力明显增加。中国一些省市目前已开始出现类似迹象：低技能岗位减少，中产压力增大。
- 菲律宾：制造业基础薄弱，本地工资极低，因此大量劳动力选择出国工作。菲佣到香港等地工作时工资相比本国属于高收入，但国内就业市场仍然极度紧张。
- 日本：中小城市大量产业外流，中低端制造业消失，地方经济衰退，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 香港：金融业主导经济，高收入岗位仅占少数，普通人生活压力巨大，尽管整体收入水平比菲律宾和部分地区高，但社会风险仍存在。
如果中国的世界工厂体系出现大规模萎缩，低技能岗位会大幅减少，中产压力增加，区域经济失衡，社会矛盾可能加剧。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国家会崩溃，而是一种内部承压、经济与社会运行出现明显摩擦的状态——长期存在就业压力和社会紧张，但制度仍能维持国家整体稳定。类似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美国经济强大，但流浪汉数量庞大；加拿大整体富裕，但仍有部分人找不到工作；西班牙年轻人失业率高达三分之一；英国金融中心强大，但许多年轻人就业困难。这说明，即便经济和制度整体稳定，内部就业压力和社会紧张依然可能长期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长期强调就业稳定，把它作为制度约束的核心之一。
制度约束三｜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人民币汇率既不大幅升值，也不大幅贬值，这是制度均衡的结果，与就业保障、世界工厂维持直接相关。：
升值压力：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出口优势下降，制造业竞争力受损，国内就业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
贬值压力：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的购买力虚高，外资和国内企业可能出现套利行为，金融体系面临压力。
汇率无法自由升值，否则出口成本上升，制造业和就业受冲击。
对比日本，日元汇率从 300 升值到最高 80 时，日本经历了制造业大规模外流，本土企业在海外设厂，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中国无法承担类似外流的代价，因此国家对企业向外投资全面叫停。
人民币汇率市场平衡：6 到 7.5 之间的波动，体现制度、市场和就业压力的共同作用。人民币曾短暂波动到 6，是因为市场预期中国可能大规模对外投资，但随着外资和内资意识到这条路行不通，汇率回到 7 左右，形成合理的长期平衡。
换句话说，人民币的稳定，是对外贸、就业和财政三者约束的综合平衡。跨境电商在此框架下，无法完全依赖汇率优势，必须考虑税务成本和就业约束。因此，即便企业收入以美元计价，汇率对操作自由度的影响仍被制度限制。
结论
把增值税、就业与人民币汇率这三重制度约束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中国的制度均衡：
增值税保障财政和制度完整，但限制了企业自由优化价值链。
就业和社会稳定要求，迫使中国维持制造业优势和世界工厂体系，工资和成本受限。
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制度、市场和就业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不会大幅升值，也不会大幅贬值。
在这种长期均衡下，跨境电商可以在国内起步，但当规模足够大时，“出走”几乎成为必然选择。企业通过境外总部或境外运营，实现价值链优化，同时避免国内税务摩擦和汇率波动的制度约束。这不是制度失误，也不是企业道德问题，而是制度本身默许的结构性现象。
中国的经济体系可以长期维持，但要突破这一均衡，需要对税制、就业保障和汇率机制同时进行深刻改革，否则跨境电商和类似行业将持续“出走”，而国内制造业和社会稳定仍保持相对稳定。